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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73年前专员给地下交通员的凭条

2020-08-04 10:04:26   作者:杜海龙      来源:本站原创   

  方城网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艰苦卓绝的长征、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革命烈士的鲜血铸就了革命成功,我们一定要牢记新中国来之不易。要让14亿人民、9000多万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很好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一定要守住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
  一张73年前豫陕鄂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王晓舟、副专员梁仰云给地下交通员的凭条; 一份73年前公署,下发公职人员、地下交通员待遇文件,联系起来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情报战、浴血奋战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小河会议。  首次提出用五年(1946年7月起)时间打败蒋介石集团。会议确定:“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方针,并指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是中原。会议对于中原战场作出了新的部署并决定: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陈谢兵团南渡黄河,由晋南挺进豫西,依托伏牛山作战。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陈赓统帅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行军区新成立的第九纵队及孔从周等率部起义后组成的第三十八军,于1947年8月22日夜突破敌军的黄河防线,进抵豫西, 又直插伏牛山腹地,陈谢兵团(辖晋冀鲁豫第4纵队、第九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等部)挥师南下兵指豫西。为配合陈谢兵团的军事行动、补充新解放区干部力量的不足,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共太岳区党委抽调约800名干部南下,支援新开辟的豫陕鄂根据地。豫西南解放区,各地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战略举措迫使国民党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从而扭转了全国的战局。刘邓大军挺进并转战大别山,与陈粟、陈谢兵团的外线出击,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战局,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新华社关于刘邓大军进抵大别山的新闻报道
  当毛主席在延安接到刘邓的报告“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之任务,敌人追剿计划完全失败。”时,他大大吐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我们终于熬出来了。”
  1947年11月29日,陈谢兵团前敌委员会决定成立豫陕鄂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豫陕鄂七专署),隶属陕鄂行政主任公署。专署机关先后驻方城县太尉庙、独树镇和小史店。专员王晓舟,副专员梁仰云。辖方城、叶、舞阳、郾城、西遂、鲁南、南阳(东)、南唐(亦称白河)、泌北诸县和漯河市。署内设民教(政)科、财粮科、经济科等。 1948年6月,更名为豫西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豫西二专署),改属豫西行政主任公署。
  专员王晓舟继任,副专员马秀山、梁仰云、杨克辛。其内设机构为:民政科、财粮科、工商科、公安局、中州农民银行豫西二分行等。9月专署机关迁舞阳县城。1949年3月撤销。
  73年后,一张写在狮马牌香烟背面,豫陕鄂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王晓舟副专员梁仰云为地下交通员的凭条,在当时公署所在地河南省方城县发现。一张73年前专员王晓舟副专员梁仰云联合签名、盖章,写给地下交通员的凭条,记录了地下交通站峥嵘岁月珍贵的革命文物,为我们缅怀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员、革命前辈丰功伟绩,战斗历程展示了珍贵的历史史料价值。
  晋(量子)
  县长  财粮科长:
  侯(侯义方) 
  关于太尉庙交通站人员待遇希按七月份新发供给制发给,若有没发的项目希补给,有多的在八月份扣除。另关张权华同志因家境困难,请将八月份粮食预发是盼。
  此致
  敬礼
  王晓舟 印章
  梁仰云 印章
  1948年1月21日,随大军南下山西赵城县的26名同志来到豫西后,有21人被分配到地处豫陕鄂根据地前哨的方城县。从太岳区调出的这批南下干部编为豫陕支队,下辖两个大队,约七八百人,他们分别来自安泽、赵城等十二个县。第一大队负责人是沁源县武委会主任农会主席王弼庭、介休县县长赵定远和赵城县县长晋量子。赵城、霍县、屯留三县干部被编为第一大队的第二中队,负责人是屯留县公安局长安俊山和李之敬同志。经组织分配,赵城县23人由晋量子同志带队,于1948年4月14日抵达中共豫陕鄂七地委驻地--方城县独树镇,经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范华同志谈话后,贾星三、韩庭贵二同志到叶县夏李镇中共叶县县委报到,晋量子同志带领21位赵城干部于4月16日到中共方城县委报到,同任命的方城籍副县长侯义方并肩战斗。
  豫陕鄂七专署专员王晓舟,男,1907年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源潭镇,自幼接受新思想教育,早年投身革命,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中共唐河县委委员、方城县委委员、中共豫西南工委军事部长、豫西区第二专署专员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还一度任陈谢兵团开辟豫西根据地时的前委委员、豫西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等职。建国前后,先后任河南行政学院院长、河南大学行政学院(该院1952年独立办学,改建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干部学校、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院长、开封市副市长、中共开封市委委员、统战部长。1952年8月25日于北京病逝,享年45岁。
  解放前,河南省唐河县,院内有花园、池塘和多种树木花草,大小庭院十余个。王家四世同堂,全家上下几十口人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如今那里早已物是人非,故人多已逝去,但是总有几个名字常常被人们记起,让人久久缅怀。
  王晓舟, 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源潭镇王氏大宅院,排行老六,他自幼聪颖豁达,豪放不羁,不被封建社会旧思想的束缚。在他开始接受教育时,正值西方“新思想”大量涌入之时。他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了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尤为共产主义思想所吸引。他在青年时期交游甚广,上至当地的军政官吏、土绅以及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的名流,下至工农群众、士兵、学生,都有广泛的联系和交往。他洞悉旧社会的人情世故,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情况了解极深,因而他抱定要改变贫弱国家现状,为所有劳苦大众争自由的理想,决心以改造旧社会为己任,不惜背叛家庭,投入到大革命中,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和教育下,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早期中国共产党党课材料)
  王晓舟参加中国共产党后,除去1943年至1945年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外,一直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可谓险象环生、一路披荆斩棘。
  1930年秋,红9军26师攻克唐河,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唐河县委员会。地下党选择了地处唐河、方城、泌阳、南阳4县结合部的苗店地区(1965年社旗建县后苗店镇划归社旗)开展地下工作,在当地青年农民苗清发家借宿,成立地下交通站。从此,地下党领导人李隐之(又名李协民,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委书记)、王国华(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副省长)、曾兰(解放后曾任石油部副部长)、王晓舟(解放后曾任开封市第一任市长)、方晓(解放后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中将军衔)等在唐河进行秘密工作。
  1932年前他在陕西、湖北襄樊、河南唐河县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32年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便开始了寻找党组织的流浪生活,足迹遍及河南、湖北、江西、上海、北平等地,最终于1936年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社会上关于王晓舟身份的传说多种多样,有人说他是共产党,有人说他是帮会头目,有人说他是绅士、商人,还有人说他是称霸一方的团总,头衔很多,而且互相矛盾。然而只有组织知道他是中共党员。在白区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反霸锄奸、收集情报、团结一切中间势力,策反削弱敌对势力是他的主要工作。
  王晓舟为人正直、中厚、纯朴、虚心好学、机智、勇敢,善于团结同志和联系不与革命为敌的社会各界人士。他的这些品性使其白区工作中游刃有余,成绩显著。几位曾经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前辈再谈起他时都异口同声地说,晓舟是我们这伙人的老大哥,搞地下工作和他在一起,我们就放心,有一种安全感。
  小史店梁城,位于方城、舞阳、叶县、泌阳、四县交界,为伏牛山、桐柏山结合部,距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较近,是一个建立抗日武装比较理想的据点,成为竹沟与延安之间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联络据点,新四军、八路军干部经过梁城都是接待安全护送。
  1948年5月由于国民党大军压境,反动地方武装卷土重来,他们面对出卖人民政权县区领导悬赏价格,反攻倒算,分股窜犯,方城人民政权面临严峻考验。方城县独立支队扩编为第七军分区基干团,团长曹立身副团长翟化民,同时县公安队扩编为县大队,县长刘毅然兼大队长。5月17日,方城县委、人民政府和区干队在韩岗与国民党军11师遭遇战,县长刘毅然被叛徒张小怀出卖,在南阳就义。晋量子代理县长、侯义方任副县长。专员王晓舟副专员梁仰云为方城县太尉庙地下交通员的凭条,也正在这个时段。
  由于王晓舟长期在豫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到抗战后期,他中共党员的身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因此,他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但他却不顾个人安危,服从组织安排,坚持在家乡开展敌后工作。他四处奔走,组织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并与国民党反动顽固势力进行斗争。所有这些使当政者既恨又怕。他们不惜用一切血腥和恐怖的手段试图摧残革命力量。国民党反动当局下令,不论何时何地捉拿到王晓舟,准予就地枪决,并接连数次围剿王家,打死其侄王光远、管账胡文斗,他的三哥王涤源被活埋,母亲被吓死,一家老小被捆绑示众。全家老小因他而受累的惨状对他身心的冲击和折磨是不言而喻的,悲愤自然是刻骨铭心的。然而即便如此也没能动摇王晓舟的革命信念和意志,他仍然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并多次从敌人的突袭和围困中脱险。此外,他不顾自己尚处在敌人追踪搜捕的危险境地,还想方设法去营救身处险境的同志们,除掉卖友投敌的叛徒。
  王晓舟是属于中国早期具有真正理想的共产党人,具有崇高和朴素的革命理想,他从不因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放弃理想。在其革命生涯中,他历任中共唐河、方城县委委员,中共豫西南工委军事部长。1947年11月9日,陈赓司令员率兵团司令部随10旅、11旅32团在方城杨集区参加主持成立鲁南县第一个农民协会。20日,豫陕鄂第七地委、行署、军分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在方城县小史店太尉庙(今方城杨楼治平)成立。王晓舟任专署专员职务。1948年3月党政军机关迁驻独树镇北大张庄。1948年6月6日,根据中原局、中原军区决定,豫陕鄂第七地委、行署、军分区改为豫西区第二地委、第二行署、第二军分区。辖方、叶、舞、郾、西平、南阳东、鲁南、漯河市。中原局、中原军区首长刘伯承、陈毅、李雪峰在二区机关驻地,召开中野、华野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17日中原解放区中州人民银行鲁南支行成立,发行中州钞票。决定1949年1月每人津贴增至600元中州钞,实值5斤花生,或着可照三次二寸半身照片,可见革命前辈不计报酬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
  王晓舟还一度任陈谢兵团开辟豫西根据地时的前委委员、豫西行署教育处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中共开封市委委员、中共开封市委组织部长、副市长。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无论在何种艰难的条件和环境下,他都信心百倍,百折不挠,立场坚定,胆略过人,坚持原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和方法,不懈地和敌人作殊死机智的斗争。与他一起在白区工作过的战友侯义方在谈及他的往事时称其为:往往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事,建人所不能建之功,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非凡的组织者和优秀的领导人。他任专员时任副专员梁仰云、鲁山县委副书记纪登奎等和他同时参加革命的战友李隐之,建国后相继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梁仰云任桂林专署专员。先后任广西自治区财政厅副厅长兼粮食局长、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林业厅厅长,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后在广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纪登奎1937年在山西省武乡县参加革命,1948年到河南任中共豫西区党委工作团书记兼鲁山县委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许昌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中共洛阳矿山机械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常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商丘地委第一书记、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隐之参加革命,在南唐、方城任县委书记、豫、皖、苏抗大四分校助理员,皖中财委调查研究科科长,巢县、合肥地区区委书记,华东国民党地区工作部南下干部支部书记,国家计委农林水利局处长,贵州省纪委副主任、顾问等职。
  王晓舟年少向往革命,追求共产主义信仰,颠沛流离寻找党组织,早期地下工作常年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家破人亡的打击,使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令人无比悲痛惋惜。
  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恢复与发展党组织。“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王晓舟、郭以清、王子厚等共产党员在北京先后接上了组织关系,带着回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任务回到河南省唐河县,并与中共鄂豫边特委接上关系。在特委领导下,他利用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悉心经营,多方部署,为执行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创造条件。当时唐河县第五区区长王玉朗是王晓舟的族侄,基本上是听从王晓舟的安排行事的;从区员曹辰峰以下的办事员也大都是王晓舟的得力之人。王晓舟则自任源潭镇镇长,兼唐河民团区队副。到了1937年冬季,从唐河第五区区署到该地所有的政、兵、学、商各界几乎都派入了共产党的骨干分子,其主要权力均控制在中共地下党的手中。因而在源潭镇可以经常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这一带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
  1938年春,王晓舟推荐中共党员李协民为源潭中学校长,又把学校置于中共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建立中共地下党的区委。从此,以源潭镇为中心,逐步建立起遍及唐河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抗战时间,源潭镇一直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地点,中共南阳中心县委机关曾一度驻该地。在源潭中学安下秘密联络站后,经王晓舟的筹划安排,唐河地下党随后便将活动范围逐步扩展到南阳一带,先后成立了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和唐河、南召、镇平等县县委,以至豫西南地委。
  1939年春,王晓舟任中共豫西南地委军事部长。根据地委改组中共方城县委的决定,王晓舟被调到方城县委工作。当时正值国民党加紧制造摩擦之时,迫使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更加隐蔽地活动。王晓舟为解决县委机关驻地一事,煞费苦心。他动员政治态度偏向中共的挚友周联五到方城,利用周联五的亲属关系,在方城县西门内开设了一家诊所,把县委机关设在诊所内,所需费用基本上都是王晓舟筹措的。由于新建的县委机关与原中共方城县地下党组织素无关联,故而新址建立起来后,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使该诊所成为地下党最可靠的联络站。
  从抗战全面爆发到1939年将近2年的时间里,中共唐河县党组织坚决贯彻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领导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大力发展党员,相继在唐北、唐西、唐南、唐东的城乡建立了20余个党支部和党小组,党员人数近400人,使全县各地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各项工作的开展,打开了以源潭镇为基地发展地下党组织的新局面。
  紧抓枪杆子建立抗敌武装力量,王晓舟除了关注组织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外,还非常注意抓枪杆子,重视党的武装工作。
  他在唐河工作的时候,深得其大哥王化佛的鼎力支持。王化佛曾任西北军少将骑兵团长,当时任唐河国民兵团团长。兄弟二人心有默契,平时王化佛总把国民兵团的武装领导权交给弟弟王晓舟,任其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和进行各种革命活动。一旦遇到白色恐怖加剧,王晓舟以及潜伏在该团同志和进步力量受到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武装威胁时,王化佛便先声夺人,向王晓舟夺权,让王晓舟以相争失败之名藉以出走,之后再仰仗自己的名义和威望将这支武装保存下来。待时过境迁,局势缓和,他又默默将民团的领导权交给王晓舟。不知内幕的局外人常常以其“兄弟阋墙”相传闻,实不知他们就是这样三番五次地应对了国民党当局的多次抓捕,使敌人扑空。借重大哥王化佛的威望和支持,王晓舟掌握了唐河县国民兵团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兵权的王晓舟大刀阔斧、积极缜密地在国民党的部队中建立中共组织,扩大中共的影响。
  同时利用世交、同学、亲戚、朋友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在南阳、唐河、方城和唐河、泌阳、桐柏以及南到随县、枣阳,东至确山、信阳交界地区,与那里的—切可以联系的地方武装进行联络,借以互相策应,随时准备起事。
  王晓舟和李隐之到方城工作后,除了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外,很快制定了在方城东南山、杨楼、梁城、太尉庙、小史店等地建立山区根据地的蓝图,以梁城联保主任兼联防大队长、中共党员翟化民为核心,加上几个当时也是中共党员的联保主任或大队长,如张晓光、孙兆桐、赵友瑞、陈宗正、舒化峰等,再以联亲拜把子等形式联系小史店、太尉庙、杨楼等地与上述各人私交甚厚的联保主任或大队长,成立夜校、民校,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建立方城东南山与泌阳、舞阳交界地区的革命根据地,设立电台;并以驻防泌阳古城、羊册的谢慎斋、李启周、李信昌、刘毅然、谢子瑞等中共党员控制下的方城常备营为机动,以确山竹沟新四军留守处的根据地为依托,在伏牛山、桐柏山的接口处,形成一条供八路军、新四军南来北往的安全可靠的走廊。为实现这一蓝图,中共方城县委对有关地区的人员进行了调整,以加强组织领导,加派张天忠为中共梁城支部书记,增派李喜运、鲁开太、井国玺、袁彭扶等到常备营工作,李隐之、侯万庆等也经常往返于东南山、梁城一带和羊册常备营,进行部署、联络和检查。这一计划终因白色恐怖加剧,王晓舟和李隐之被迫转移,故未能实现,但该计划给方城的中共党组织留下了重视武装工作的深刻影响,并在附近各地武装部队中撒下了革命火种。
  1937年8月,中共唐河县党组织恢复后,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在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把组建和控制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当时,唐河县党组织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不可能公开组建武装和打出抗日的旗帜。因此,把开展统战工作,控制地方武装作为党的工作重点。这—工作首先是从源潭支部开始的。中共源潭支部成立后,王晓舟根据组织的决定,利用社会关系,1937年底就当上了源潭区队副,实际上掌握了这个区队的领导权。利用这一职务,王晓舟先后将樊章、曹书章、王书明、王子武、赵庚建、龚庆甫等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安排为区队的中队长、分队长。同时,吸收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该区队。为了加强党对区队的领导,建立了中共源潭区队支部(又称军队支部),由王书明任支部书记,还在党员较多的第四分队建立了党小组。
  1938年7月,鉴于当时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唐河县工委划归中共豫南特委领导。豫南特委得知唐河县工委控制了源潭区队的情况,对这支武装非常重视,特派老红军干部曹月清到唐河县任县工委委员,秘密安排在源潭区队中开展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对区队进行军事训练,向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讲授游击战术。通过训练,使该区队百余名指战员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很快得到提高,成为县工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王晓舟还通过统战匪运工作,把当时源潭一带的杆首李耀贤(曾给王晓舟当过随从)的百余人争取到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李表示:一旦日军到来,愿配合参加战斗。到1939年初,中共南唐县委成立时,党组织可以控制东到饶良,北到青台,南到源潭,西到桐河这一区域内的枪支600多支。王晓舟同志在长淮招募处不断搜集到国民党情报及军事通信器材,都由李隐之安全地转送竹沟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兼统战委员会主任彭雪枫的称赞。
  1938年春,中原战场吃紧,地方当局政府假抗日之名,大发国难财,在麦收之后除抓丁派夫和正常征税外,又强行下达了“三征”(征收服装费、柴草费、蔬菜费)、“五购”(对小麦实行征购、派购、预购、代购、变购)的命令,农民辛苦一年的收获几乎被搜刮一空。于是唐、方、泌三县交界的兴隆、陌陂、饶良(现三镇均属社旗县)一带的广大农民,在“黄枪会”(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群众武装自卫组织)的号召下,迅速集结起来,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粮抗捐斗争。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时任中共唐河县工委委员的王晓舟带领曹辰峰、王书明、杨子连等地下党员到饶良发动群众。在他们的精心组织下,会众将下乡催粮要款的区队围困饶良街头达7天之久,枪会群众取得了胜利,有效地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后来河南省委为了保护这些参与抗粮斗争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特意指示将杨子连、王书明等12人送往确山竹沟新四军八团留守处学习并接受军事训练。在竹沟期间,杨子连等参加学习训练的12名同志全部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1938年8月学习期满,他们又回到了唐河,在县党工委的支持下,随即在各自的家乡开展“民先”工作,很快在唐北、唐东地区发展民先队员2000多人,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唐河县大队,队部设在源潭中学(中共地下党员李协民时任校长),由县党工委委员王晓舟任大队长,王书明、李德成任副大队长,杨子连负责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唐河县“民先”的活动,主要以分队为主,向队员进行爱国主义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要求队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民先”大队部和不少分队还发动队员,组织抗日文艺宣传队,到各村镇巡回演出抗日文艺节目,使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成为抗日救亡中的—支骨干力量。
  王晓舟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显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解放战争之初,王晓舟任中共豫西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军事委员,负责唐河县的工作。在豫西第二地委和第二军分区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下,他利用亲朋好友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在南阳、唐河、方城、泌阳、桐柏,以及南到随县、枣阳、东到确山、信阳等地联络武装,随时准备武装起义,以策应解放大军。与此同时,还在辖区迅速成立了唐河、方城独立支队,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后来方城独立支队和唐河独立支队分别扩编为二分区基干二团,淮海战役后又升编为野战军部队,打过长江,转战大西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所有这些与方城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一贯重视武装、抓枪杆子是密不可分的。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形势发展很快,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兵团开辟豫西时,王晓舟回唐河组织武装。待方城二次、三次解放时,王晓舟已在他原来的工作基础上,组建起七千余人枪的武装队伍。他曾派田振亚到豫南、豫北等地和陈谢兵团首长联系,但均未及时联系上。这支队伍在聚合途中,却被不明真相的解放军大部队解除了武装。虽然陈谢首长闻讯后立即命令归还武器,但人已大部散失,其中有些人又被顽匪收拢利用,走入歧途。王晓舟后来提及此事,也不禁嗟叹这次失误损失很大。
  此外,王晓舟还直接参与了对国民党军刘希程部的策反工作。 刘希程,河南唐河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南昌起义前为贺龙部下营长。历任国民党部队团、师、军长,曾任国民党166师既98军军长,抗战时期曾立过功,但后来被撤了军职。面对国内政局势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他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决心寻找机会,弃暗投明。他接受胡宗南的委任后,就张罗骨干人员,和与他具有同样思想的副军长李文定、豫西行署秘书长李连庆等人组成了领导核心。
  1948年10月22日、10月24日、11月4日,中原野战军相继解放郑州、开封、南阳。11月5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主席“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新闻。《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成为中国新闻界普遍知晓的新闻名篇之一,作为新闻珍品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一篇罕见的杰作。这篇消息绝妙的运用历史背景,说明南阳的战略地位和我军占领南阳的意义。然后笔锋转向今天,写蒋介石如何在此设置重兵,企图遏止解放军南进,而最终不得不弃城而逃,以此为引子进而综述我军一年成绩,纵论战局,以古论今,趣味无穷。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炼,很自然,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南阳的解放,意义非同寻常。它不仅标志着整个南阳地区的彻底解放,南阳人民从此进入翻身做主人的新时代,而且使桐柏、豫西和陕南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准备了战略基地和坚强后方,为中原决战准备了成熟的条件,对整个中原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针对战略进攻中的军事情报工作,毛主席指示:“不仅要情报,还要力量”。情报工作建立一条内线渠道,比撬开一次保险柜更有效。针对河南省最后一片尚未彻底解放的灵宝、阌乡、卢氏县,王晓舟深入虎穴开展敌工活动,以新的姿态和方式,发动群众,联络抗战时期掌握的地方武装人员,瓦解敌人,迎接解放军战略反攻,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逐鹿中原。
  1948年底,刘希程、李文定和李连庆,赴河南灵宝县建立了豫西分区司令部及河南省政府豫西行署。接着,将豫西绥靖区改编为豫西第3纵队。该纵队相当于军的编制,共有1万余人。共辖8个团,除第7团外,其他各团都是由豫西地区各县的土匪恶霸反动武装组成的。第7团由刘希程直接掌握,团长赵振岐是李文定的旧部。1947年元旦,赵振岐在山东被华东解放军俘获,经教育后释放。
  第3纵队建立后,刘希程设法与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进行联系,得到了解放区第7区专员、开封市副市长王晓舟的大力帮助。王晓舟,也是唐河人,北京大学毕业,老共产党员,与刘希程素有来往刘希程,。
  1949年5月,西安解放以后,任西安市军管会主任的贺龙,也写信给曾为其部下的刘希程,鼓励他尽早起义,投靠人民。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给刘希程等人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为了更多地掌握部队,并取得地方势力的拥护,刘希程等在1949年3月初,开办了豫绥靖分区干部训练班,分批抽调连长以下的干部学习,进行思想教育。同时,在各县选调了部分知识青年受训,陆续替换旧的乡、保长。对一些顽固分子,刘希程等利用各种办法将其清除,完全掌握了领导权。
  西安解放后,豫西只剩下灵宝、阌乡、卢氏还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刘希程等加紧起义准备。6月初,刘希程召集全纵队团长以上人员在灵宝城内举行军事会议,号召大家选择光明的前途,投奔共产党,举行起义。会后,经刘希程、李文定、赵振岐、曹靖华等商定,将第7团和警卫营,布防于灵宝县城的要害部位,做好了战斗准备。会议决定 6月10日为起义日。
  然而由于一团团长李子奎的破坏,情况发生了变化。李子奎原系灵宝县刑警队长,后被提升为团长。李子奎土匪出身,生性习野,泼辣专横,手狠好杀,是灵宝的第二号土皇帝。虽然被刘希程收编,同意起义,但口是心非,貌和神离。等到胡宗南接到国民党灵宝县党部的密电:“言刘希程、李文定已投共,豫西危在旦夕”时,解放军已兵临西安城下。胡宗南除迅速向西南撤退外,急电指示驻内乡县的三纵新二师师长任泰升和第一团团长李子奎分别接替刘希程、李文定二人职务,相机采取行动,捉拿刘李等人归案法办。
  李子奎利令智昏,遵照胡宗南的指示,暗中勾结拉拢各团团长,积极作好袭击灵宝县城司令部的准备。
  6月10日凌晨,李子奎率该团和灵宝乡保队共约5000余人袭击县城,炮击司令部与行署。策划起义的工作暴露后,遭国民党2个师围堵,战斗十分激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刘希程和王晓舟会商后,他临危不惧,沉着应战,果断让部队立即易帜起义,率第7团和警卫营边战边撤,自己率余部断后。经过激烈的突围战,终于将国民党刘希程的军直属部队和1个师的人马拉了过来,并派人赴陕州军分区请解放军支援,陕州军分区的援军赶到灵宝,夺回了县城。
  李子奎等仓惶逃走,后被解放军俘获。豫西第三纵队1000余名起义官兵,被编入华中野战军,经整训参加淮海战役,渡过长江南下作战,转战大西南,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王晓舟事后谈及此事倍感遗憾,怨自己工作没做到位,直说:“没搞好,没搞好。工作做好了,完全可以把全军拉过来的。”他后悔工作没有做得更好,竟完全把冒险犯难的经历抛诸脑后,显示了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情操。
  身在魔窟敌营,立场坚定忠心向党。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竹沟惨案”,国共关系日趋紧张。为了保存力量,中共豫西南地委做出了抽调地下党员支援敌后游击区的决定,王晓舟、李协民被派往豫皖苏边区新四军彭雪枫部队工作。王晓舟为了行动方便,决定临时接受国民党军事机关长淮招募处处长刘先临的邀请,担任该处副官主任的职务。该处直属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机关设在安徽省太和县,毗连彭雪枫部队的活动地区。王晓舟于1940年3月以长淮招募处军官的身份,带领八九名武装人员到达太和县。先由李协民带1名中共党员到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雪枫处报到,并请示王晓舟一行进入游击区的具体行动路线。彭雪枫同志指示道:边区正需要加强国统区的统战情报工作,晓舟同志在长淮招募处的职务比较理想,不要到根据地来了,应留在长淮招募处搞统战情报工作;晓舟应尽可能长期隐蔽政治面貌,继续在国统区搞统战工作,万不得巳时再回到根据地来,党的关系保留在彭雪枫处。此后,王晓舟便留在长淮招募处,经常与彭雪枫进行直接联系。以后他又根据彭雪枫的指示,在界首集筹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并邀请远在北平的王润黎(子厚)具体经办筹建工作。经过数月酝酿,联络站建成,以志诚商行的名义出现在界首集上。
  1942年长淮招募处撤销,彭雪枫部转移到津浦路东,王晓舟因与彭雪枫无法联系,为了继续工作,他接受了第六十五师师长李纪云(唐河人)的邀请,任该师军械处处长,转移到洛阳一带活动。在洛阳期间,王晓舟与旧识老乡C.C派特务头目刘怀仁取得联系,时常往来。一日,他从刘怀仁处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准备乘八路军驻洛办事处撤退之机,截击办事处机关和相关人员。王晓舟立即写信报告驻洛办事处,请他们提高警惕,予以防备。不料,驻洛办事处中的叛徒将王晓舟的信转给国民党特务机关。特务机关到处追查报告人,王晓舟又从刘怀仁处获悉这一情况,再次去办事处做口头反映。但此时办事处已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然而就在王晓舟报告无果,返回住地之时,在洛阳街上与源潭中学学生、叛徒渔广太不期而遇。渔广太发现王晓舟后,即尾随跟踪。王晓舟感到情况不妙,便直奔刘怀仁住处。不久,渔广太也赶到,向刘怀仁报告发现王晓舟的经过。刘怀仁因与王晓舟既是老乡又是老相识,不容渔多说,当场呵斥道:“不要胡闹!都是自己人。”渔自知与刘的关系不如王晓舟,暂未多言,这才暂时化解了一场危机。但是叛徒一天不除,隐患则始终存在。为彻底消除后患,王晓舟趁刘怀仁调任桐柏区中统C.C专员之机,承诺为刘怀仁搞商业活动助其发财,并建议将渔广太调往桐柏区。刘怀仁采纳了这一建议。刘、渔到桐柏不久,王晓舟便派李金章、张义芬等人,将渔广太诱杀于泌阳县沙河店集郊外,除掉了这个叛徒。
  由于白区工作的特殊性,王晓舟常与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与他们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其中不乏国民党的达官要人和江湖帮派头子。通过一次次与敌人的交往和应酬,王晓舟为组织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一次,他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与一伙特务看戏时,闲聊中觉察到八路军办事处领导干部中有内奸,便不顾个人安危,假称上厕所,将写有“谨防内奸”的烟盒迅速扔到在办事处门口站岗的卫兵脚下,并使眼色示意叫卫兵注意,然后又赶回戏院继续看戏。这种冒险行动,成败很难预测。不日,C.C特务刘怀仁找他谈话,神情与往常大不相同,流露出“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意思。王晓舟立即断定往办事处送信的事被暴露。在这危险之际,他当即去了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副参谋长李昆岗处。李昆岗1926年10月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交通兵科毕业,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一期深造。他为人正直,讲朋友义气,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持有疑异。他虽不满国政,却又甘为党国效力。然而这个在政治上与共产党为敌的人,却也曾出于义气救下过属下一名具有秘密中共党员身份的书记官。王晓舟与李昆岗是中学时期的同窗好友,后来虽然走的道路不同,但长期保持一定的友谊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李昆岗在某些情况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共地下党的保护伞,这次王晓舟遇险也不例外。王晓舟找到李昆岗对他说:给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处写信是为将来打入新四军领导机关创造条件。李昆岗听后告诫王晓舟,这种危险行动不经上级批准是要受到惩处的。于是王晓舟假装后悔,旋即向中统汇报此事。李昆岗则从中证明说:此事事先已向我汇报过。这样王晓舟才躲过一劫。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很多党员干部普遍受到组织审查,在白区工作党员干部更是如此。此间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肃反扩大化,河南省地方党委被诬陷为“红旗党”。王晓舟到延安前在中统特务机关工作,到延安时身上带有中统证件,进入延安后虽已向党组织报告了此事,但还是被关在了保安处。整风运动期间所受的冲击之重和审查之严是可想而知的。直到八路军办事处书记从前方回延安后证实:他看到王晓舟写的那个字条后便加强了对袁晓轩的怀疑,作了一些防奸部署,防止和减轻了叛徒对党组织造成的破坏后果。后来袁晓轩公开投敌,便真相大白了。这样他才得以通过组织审查,获得了“王晓舟同志身在敌营,忠心向党”的审查结论。
  1948年6月7日,王晓舟出任豫西二专署(辖鲁南、宛东、方城、庐河、舞田、叶县等地)专员。由于方城北临豫陕鄂解放区的腹心区,南接敌第十三绥靖区 ,又处于伏牛、铜柏两山交接界地方,紧扼郑州、开封通往南阳、襄樊的咽喉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我人民政权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方城将成为豫陕鄂解放区的前哨,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担负起对敌斗争的繁重任务。王晓舟积极与分区领导合作共同剿匪反霸,同时对建政支前、组织财经收入,亦尽心竭力,多方筹划,保证了必要的军需民食,使这里成为解放军逐鹿中原、夺取中原和渡江南下的重要基地。王晓舟战友、时任方城县县长的侯义方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我经常看到他和分区书记、政委胡荣贵(后任昆明大军区政委)、司令员刘丰等首长并肩战斗,出生人死,步调一致,有说有笑,感情十分融洽。当时行署的财政科长云浩和晓舟也是如影随形地在一起切磋琢磨军民后勤保障事宜。此外,王晓舟对文化宣传以及掌握敌情侦破工作也极为重视。当房西华、鲁开太2位同志由开封转方城时,他考虑到过去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对敌情非常清楚。现在我们都浮上来了,敌人却在暗处活动,敌人怎么样暗算我们都不清楚,认为这情势非常危险的。鉴于当时的斗争环境,他决定不公开他俩的党员身份,将房西华安排到《拂晓报》任编辑,将鲁开太安排到公安局作便衣情报工作,并让其同地下共产党员李振仁开一小店。随后安排对李进行了一次假逮捕,尔后让其取保释放。如此这般,果然引来了统辖国民党地下军几百号人马的小头目郭嵩山来与李振仁同志联系举行反共暴乱行动,李振仁趁势打入了敌人内部,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计划后将其一网打尽。诚如中南公安部侦察处长李治华同志所说:“王晓舟同志若做公安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然而,他接受组织安排做了豫西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1949年初,随着豫东的解放,豫西行政公署和豫西行政干部学校相继迁到了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5月中旬,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改称河南行政学院,王晓舟任院长。5月底,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建河南大学,河南行政学院并入河南大学,改称河南大学行政学院,王晓舟继续任院长。
  同年12月,王晓舟调任开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开封市委委员、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52年8月25日,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享年45岁。王晓舟逝世后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共开封市委员会、开封市人民政府为他立了墓碑,碑文写道:晓舟同志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工作一贯积极负责,为同志所称道,对党、对人民均有卓越贡献,其功绩将永垂不朽!
  副专员梁仰云,1911年出生于陕西省平定县娘子关镇河北村人,10岁离家在本县高小读书,15岁到太原考入国民师范,22岁毕业回本县完全小学任教,后为校长,1936年参加牺盟会开始了革命的生涯。经八路军临汾办事处介绍,梁仰云进入汾阳军政干校学习,襄陵县牺盟特派员纪锦章派他到三区(南辛店)牺盟会工作,担任汾城县农救会秘书,1938年7月牺盟会和公道团合为牺公会后,他又担任牺公会秘书,后为公道团长,1939年调任县政府一科科长,1940年3月东渡汾河来到了襄东地区,任汾东办事处主任。5月襄陵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他担任县长。从此梁县长这一称呼便留在了塔儿山下。梁仰云在领导襄陵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显示了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情操,显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襄陵人民特别是襄陵汾东人民无不亲昵地称他为“我们的梁县长”
  1940年7月,梁仰云随游击队和其他政府人员撤到了太岳区根据地,担任太岳区专员公署秘书。1941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担任太岳行署主任秘书。
  1942年秋,青浮战役后,我太岳区军民赶走了阎顽反动派,塔儿山地区成为太岳区根据地的前哨阵地,上级决定将曲沃、翼城、襄陵的部分地区组成“曲襄县抗日民主政府”,梁仰云任县长,兼县游击大队大队长,领导襄陵人民进行了将近6年的革命斗争,深受襄陵人民的信任和爱戴。1947年他随军渡过黄河到河南任豫西行署二专署副专员;  1948年9月,豫西二地委书记李陶庭、军分区副政委程明到方城独树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前指机关向刘伯承、陈毅汇报工作,当汇报到地方财政十分困难,干部战士每月的微薄津贴难以保证时,陈毅说:“漯河商号林立,你们为何不去那里搞税收工作?”,李陶庭解释:“那里刚刚解放,社会秩序很乱,商人不敢开门。”陈毅严肃地说:“你们是端住金饭碗要饭吃,为什么不派部队去呢?”一句话使李陶庭、程明茅塞顿开。第二天,二地委立即决定:由副专员梁仰云兼任漯河市市长,并派分区警卫营进驻漯河。稳定了局势,税收工作很快开展起来,既缓和了全区的财政困难,也有力的支援了前线,梁仰云随解放大军枪林弹雨一路南下。  1949年11月17日,解放大军解放全县时,时任广西桂林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提升少将军衔的县长蒋文度,收到中共桂林地委书记萧一舟、专员梁仰云及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副政委阳雄飞3人签名的敦促其投诚信后,立即于11月27率领县政府文武职官士兵300余人,携长短枪600余支、轻机枪37挺、重机枪9挺、追击炮一门,子弹数万发,在县城西6公里处的河口里村(今属城郊乡大新村公所) ,向新成立的全县人民政府投诚。蒋文度投诚后安排到桂林专署参加土改工作。广西解放后,梁仰云任桂林专署专员。先后任广西自治区财政厅副厅长兼粮食局长、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林业厅厅长,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后在广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
  一份公署73年前公职人员、地下交通员待遇文件
  (二)
  豫西第二专员公署            1948.3.8   财字第  号
  通知供给制度修改补充由
  县长、财政科长:奉行署令,在新的供给制度不久均可下来,现暂仍按旧制度执行,现规定以下几点:
  地方机关公杂人员九---十二月底,发鞋两双袜一双,干部发鞋一双袜一双。
  马掌、缰、马药、马装备等,每头每月发中州洋叁百元,不包括在办公费内。
  棉被按旧规定只补发二分之一,机关自行调剂,不能平均分发,总数决不许超过。
  公安队警卫队每人每年发绑带一副,缺子弹袋、炸弹袋者,可补充之。
  秋收后开始吃小米,每人每日工杂人员一斤六两,干部一斤四两。
  六、交通局之交通员,遂新规定、粮食菜金照工勤人员标准,按月发给,另每人每月发土布十六尺,工资每月小麦九十五斤,支线八十斤,乡线七十斤,无麦时发米,斤兑斤,工资内不包括办公费,办公费交给机关。以上规定希遵照执行为要。
  专  员王晓舟
  副专员马秀山
  杨辛克
  梁仰云
  这份豫西第二专员公署文件,展现了供给制标准公务人员生活的状态,及干部群众供给标准规定。可以看到供给数量干部享受待遇比群众低,被服不多发,干部少发一双鞋、一双袜子、每日少吃二两米,干部没有多吃多占的特殊享受情况。尤其是对地下交通员的生活保障每月发布16尺、月供小麦95斤,支线80斤、乡线70斤,使交通员都能够吃上小麦面粉,既是对交通队伍工作特殊性的关心爱护,又是地下交通站机构得以网络健全的保障条件。尤其是保证战斗需要,子弹袋、炸弹袋是全力供应保障。对地下交通网络的建立健全,有力地保障了党组织对敌斗争和地下秘密活动开展。发扬革命传统根基永固,弘扬红色文化固根铸魂。今天,当我们沐浴在幸福环境和平国度时,忘不了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前赴后继的无数先烈和英雄,更忘不了在艰苦岁月下共产党员的出生入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忠心耿耿。
  193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由延安到竹沟赴任途中来到南阳,住在南阳城东关的交通旅馆。26日下午,中共河南省委驻南阳特派员王澜西和豫西南地委副书记郭以青来到交通旅馆向刘少奇汇报工作。三个人围着火盆坐下来。刘少奇问道:“去年12月,撤消了豫陕工委,成立了中共豫西南地委,快一个月了,班子配备的怎么样?”
  “已基本就绪。”郭以青说:“根据河南省委指示,豫西南地委于去年12月正式成立。李炳文同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余致和任组织部长,袁宝华、杨德成、葛季武、王锡璋为委员。地委机关设在南阳城内王府山附近的一个杂货铺后院。“南阳驻军情况怎么样?”刘少奇问,王澜西说:“驻南阳的国民党军队是张轸的第十三军。张轸为人正派,抗日坚决。我和他接触几次,并和他有约定:日军若侵犯鄂中和南阳一带时,其部即同共产党联合抗日。张轸还同意拨出一批武器弹药,近期运往竹沟。”
  刘少奇在听取汇报中,不断提出问题。他详细询问别延芳的地盘、实力和政治态度;群众抗日救亡的情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力量:党组织发展情况以及日军占领南阳后怎样开展敌后游击战等问题。
  刘少奇对豫西南地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你们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态度是积极的。努力发展党组织,掌握武装力量,准备南阳沦陷后打游击的作法和想法也都是正确的。日军的战线拉得很长战略物资匮乏,近期不可能大举西犯。国民党当局则利用这个机会稳住阵脚,集中一切力量企图消灭我党我军。我们要隐蔽精干,保存力量。
  “张轸支援枪支弹药是好事。但不要经常和张轸联系,这样容易暴露。别去惹别廷芳,要团结他,利用他。南阳新生书店要停止使用(豫西南地委交通站,设在市中心)。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要撤到竹沟去。”同时指示为红25军带路牺牲的鄂豫边省委书记张星江妻子郭云、子张长胜,党组织早做安排撤到竹沟,护送一定确保安全。
  1939年1月27日,刘少奇一行离开南阳。豫西南地委立即在镇平马庄召开会议,传达刘少奇指示精神。会后,针对方城党组织发展过快,党的活动有暴露的危险,中共豫西南地委根据刘少奇提出的党在白区工作要隐蔽精干、保存力量的指示,决定调李隐之(李协民)、王晓舟到方城县委工作,安道平(安道平)去南唐县委工作,并将赊旗区委划归方城领导。
  此时,郭以青兼任南唐中心县委书记。1940年2月,由于南召中心县委书记余致和调省委工作,郭以青到南召开展工作,加强对县委工作的指导。4月,他随同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危拱之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因中共七大延期召开,他留在延安,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以青先后在中共绥远省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委任副书记。    1948年4月,仅仅解放才半年的方城,中共方城县委领导下的建政、剿匪、减租减息运动正热火朝天,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广大人民喜气洋洋。然而,处于豫陕鄂根据地前的方城,向南60公里就是敌第十三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南阳,敌人困兽犹斗,经常北窜方城进行偷袭,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山西省赵城县的干部刚到方城开展革命工作,就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和锻炼。5月17日凌晨,在刚刚迁到古庄店区韩岗村不到18小时的县委、县政府党政领导周宇博、刘毅然、晋量子等人正在开会研究作战和转移问题,突然被美械装备的敌十一师搜索营从东、南、西三面包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为了减少伤亡,县、区武装掩护机关人员向北突围。在这次“韩岗事件”中,方城第一任县长刘毅然同志被捕,后就义于南阳,赵城县南下干部申成玉、张中瑞、苏挺、杨志等4人先后遇难。
  申成玉烈士,赵城县侯村人,1918年生,1940年入党,1941年参加工作。他曾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掩护地下党负责人开展工作,并传送情报;他在担任区委委员时,经常深入敌战区,加强党支部的领导和建设,培养党员干部,开展对敌斗争;他在任赵城县公安局股长时,响应党的号召,服从组织调动,1948年4月来到方城,任公安局秘书股长,5月就在“韩岗事件”中被捕,大义凛然,壮烈牺牲,时年30岁。如今,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公园烈士亭下的一块纪念碑上,刻有烈士的英名。
  张中瑞烈士,赵城县板塌村人,1919年生,1940年参加工作,1942年入党。1943年8月他在赵城县公安局任侦察股长时,同日本侵略者、伪军作英勇的斗争,抓俘虏、夺枪支,屡立战功。来到方城后,在县公安局任队长,在“韩岗事件”中被捕后,与申成玉烈士同时遇难,时年29岁。
  苏挺烈士,赵城县胡垣村人,1914年生,1941年参加工作,1943年入党。在赵城期间,他利用自己的才华,以文艺形式,深入敌占区贯彻党的政策,发动群众,侦察敌情。他组建了“赵城县野火剧团”,后任区农会主席。来到方城后,组织决定让他从事文艺工作。1948年5月,在韩岗村突围时光荣牺牲。
  杨志烈士,山西沁源县人。来到方城后,任古庄店区委书记、工作队长。在“韩岗事件”中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
  王耀平烈士,山西沁源县人。曾在赵城一区做革命工作,来到方城后,任县政府战勤科长。1948年5月,惨遭土匪暗害。血债要用血来还。可以告慰烈士的是,杀害杨志、王耀平烈士的凶手张小怀、张树信均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我们还怀念以下几位南下干部:晋量子,赵城县南伏牛村人,1906年生,1937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曾先后任河东办事处经济科长、赵城县抗日政府粮食科长、各救会主席兼支书、赵城县长等职务。南下时作为第一大队领导人之一,到方城后被任命为方城县委组织部长,后任方城县人民政府县长、1949年2月调任叶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书记。
  郭振唐,赵城县沟里村人,曾任赵城县一区区长,到方城后任小史店区区长,后任方城县法院副院长,方城县委书记、南阳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曾任方城县政府秘书窦荣民、治平区农会主席的王国一、治平区工作队长的李鹏飞、治平区副区长的冯书智、古庄店区区长独树兵站站长的陈仰平、赵河区副区长的陈尚林、陌陂区委组织委员的樊成、古庄店区农会主席的陶春发以及张银北。
  还有五位同志刘保鼎、陈子伟、陈银太、晋存亮、王五儿。为了革命而南下,在方城时间虽然甚短,于1948年回原籍参加地方建设,方城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还应该铭记两位巾帼英雄:王华一和郭秀英。1948年10月,她们在家乡还未享受新生的人民政权解放的幸福,为了全中国的胜利,离开赵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南下出发,一路含辛茹苦颠沛流离,来到方城对敌前线。王华一到方城,后随担任县委书记的丈夫晋量子到叶县,靠摆小摊维持生计,于1972年在许昌病故。郭秀英于1983年在洛阳去世。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不可或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崇尚红色文化,志在民族复兴。
  无数革命前辈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坚定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的革命信仰,历经艰苦卓绝,坎坷磨难,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换来了新中国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国泰民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离不开一代代中国人民顽强拼搏,砥砺奋进。发扬革命传统固根铸魂,铭记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永固根基,在追忆苦难辉煌中奋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增添无尽的力量,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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